闽源万寿岩　青铜耀东南 ——福建博物院与城市文脉巡礼之一
八闽大地，枕山面海，文明悠悠。福建虽居东南一隅，但在文明进程中，与中原文化始终如江河与支流般血脉相连，在迁徙与融合中续写着中华文明的多元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对当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倾注了巨大心力，留下了丰富的、宝贵的思想和实践财富，激励着福建人民像爱惜生命一样守护好八闽文化的“根”与“魂”。

福建博物院保护收藏了大量当地出土的珍贵文物，如同一位沉默的时光守护者，将八闽大地的文明密码悉心封存。当参观者的目光拂过展柜，仿佛能听见文物背后闽地山海的低语，看见古港码头的帆影重重，触摸到这片土地上文明生长的脉络肌理。

潮起东南——“湖—阶—馆”的三重叙事

大梦山麓凝翠，西湖之畔含烟，福建博物院隐匿于园林深境。它三面环水，绿荫合围，南侧有福州西湖公园静卧于湖心，碧波荡漾，厚重的文脉顺着水纹静静流淌，共同构成一幅文景交融的和谐画面。福建博物院建筑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齐康曾表示，博物院选址临近西湖一侧，湖畔粗大的榕树郁郁葱葱，林水相映成趣。设计方案摒弃追求巨大、雄伟的气魄，而选择融于自然园林，彰显生态特点。他在设计中融入了福建古代建筑风格和闽南石文化，让建筑整体独具海洋文化特色。

馆区占地面积90亩，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建筑群由西南向东北方向延展，陈列馆、积翠园艺术馆、自然馆等依次展开，形态错落有致，空间层次丰富。陈列馆几字形屋顶引人瞩目，这种形态与福州传统民居的马鞍墙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建筑师只保留了其舒展的轮廓线，去除了繁复的灰塑装饰，将原本垂直于屋脊的“马鞍”形态转化为水平向的波浪式起伏，形成更具现代感的几何体块。这种抽象处理既保留了地域建筑的识别性，又与西湖岸线形成视觉对话，使建筑在自然环境中显得轻盈灵动。

几字形屋顶之下，一面宽大的石阶梯从二楼的展馆入口直铺下来，将西湖公园的自然景观与博物馆的文化空间串联成“湖—阶—馆”的三重叙事。游客拾级而上，视线从水平向的西湖水面逐渐抬升至垂直向的建筑主体，形成“自然沉浸—文化登临”的心理转换。陈列馆前的广场，以入口为圆心，向四周放射出水波纹铺装带，形成“潮起东南”的动态视觉效果，直接呼应福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历史地位。

广场上的图腾柱是设计中的点睛之笔。它总高40米，直径约6米，顶部由三条癸龙状造型顶起一个直径近5米的大圆球。圆球内为钢架，外包钛金板，呈银灰色。3米高的三条癸龙也是用不锈钢板焊接而成的，圆柱外挂灰白色花岗岩，柱身采用阴刻凹槽，增加了垂直感。蛇与龙形态相似，又被称作“小龙”，图腾柱是对福建地域文化中蛇图腾崇拜的具象表达。圆柱插入水池中，垂直形态强化了建筑的仪式感，倒影与西湖交相辉映，更增添了几分壮丽。

自然馆整体呈圆柱形，外墙为土黄色，与福建土楼的造型相似，呈现出朴实、厚重的质感，给人一种稳定、团结的视觉感受。内部空间采用了环形布局，各个展厅如同土楼的房间一样，沿着环形通道依次排列，使观众在参观过程中能够自然地形成一条流畅的参观路线。中央庭院则作为整个自然馆的核心空间，起到了采光、通风和空间组织的作用，同时也为观众提供了一个休息和交流的场所。

别具匠心的建筑设计，让规模巨大的体量“消隐”于湖光山色中，观众在游览中不仅能感受到山水环绕的诗意，也会对当地文化产生更为深刻的理解。

闽人之源——守护人类早期文明

北有周口店，南有万寿岩。万寿岩遗址是迄今为止福建境内发现时代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洞穴类型居住遗址，把古人类在福建活动的历史提前到20万年前。遗址跨越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阶段和多个时期，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哺乳动物化石和少量骨角器。其中发现的距今4万年前、120平方米的人工石铺地面，被称为人类最早的“室内装修”。

然而，这个被誉为“闽人之源”的万寿岩，却险些毁于炸药包下。那时，万寿岩早已被三明钢铁厂买下开采权。根据企业产能，当地的石灰石可供持续开采100年，是名副其实的“富矿”。一边是巨额经济效益，一边是“几颗哺乳动物化石”，万寿岩何去何从？经过深入发掘，考古专家认为这个遗址非常重要。于是，有关部门向福建省政府提交了《关于三明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保护有关情况的紧急汇报》。

2000年1月1日，时任福建省代省长的习近平作出批示，一锤定音：“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作为不可再生的珍贵文物资源，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后代子孙，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坏全社会和后代的利益。”2000年1月25日，习近平又在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依法保护三明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的意见》上作出亲笔批示：“省政府高度重视三明古代遗址保护，已于去年底专题协调，做过初步保护安排。请省文化厅进一步提出全面保护规划和意见。”在福建博物院展厅，万寿岩遗址出土的文物旁，展示了习近平总书记批示的复印件，教育激励着人们一定要守住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昙石山遗址是我国东南地区典型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之一，也是福建古文化的摇篮和先秦闽族的发源地。这里出土了包括石器、骨器、角器、牙器、贝器、陶器、玉器和原始瓷器在内的种类丰富、数量可观的文化遗物，具有很高的考古研究价值。灰陶塔式壶就出土于这里。它通高28.6厘米，造型特殊，上部为尖塔形状，下部呈壶形，内部为空，风格和昙石山遗址其他器物迥然不同，显得格外神秘。由于该器型在目前国内考古中尚属首次发现，缺少旁证且相关研究资料不足，因此其具体用途众说纷纭，难以定论。

有一种说法认为，它是一种灯，因为日本长野县绳文时代遗址中曾发现很多类似陶器，有的里面还残留有灯芯草，但日本的绳文时代较昙石山遗址晚了一两千年，因此这件陶器也被誉为“东方神灯”“中华第一灯”。也有专家认为它是一种法器、“魂瓶”，无论是哪种用途，灰陶塔式壶都寄托了福建先民直面死亡，祈求“灵魂不朽”，并为后人积福累德的朴素愿望。

剑与铙——闽越青铜之光

夏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而福建的青铜考古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一片空白。2005年福建浦城县管九村土墩墓群的发掘，不仅为我们解开了福建青铜时代的神秘面纱，也打破了“福建先秦无史”的传统认知。该墓群的年代约在夏商、西周至春秋阶段，出土了青铜器、陶器、原始瓷器、玉器共200多件，其中青铜器有72件，器形丰富，包括剑、戈、矛、箭镞、杯等，是福建地区一次性出土青铜器最多的考古发现，入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西周青铜双耳杯是出土文物中的典型代表。它整体造型较为奇特，杯身两面装饰有不同的兽面纹，这些兽面纹线条流畅，刻画细腻，形态神秘，给人以威严、庄重之感，展现出古代工匠高超的雕刻技艺和独特的艺术想象力。两侧的附耳高于杯口，上面镂空雕刻着夸张的云纹，宛如一对优美伸展的鸟羽双翅，不仅增加了器物的立体感和层次感，还使整个青铜双耳杯更具动感和艺术感染力，仿佛充满了灵动的生命力。它的主人应该是酋长或部落长，说明伴随着青铜文化的产生，当时生活在福建北部的人已经进入阶级社会，贵族的生活十分奢华。

墓群出土的多把造型精美的越式青铜剑中，有一把备受瞩目。它通长34.2厘米，身宽4.7厘米，身呈墨绿色。虽然深埋地下三千多年，但出土时仍然寒光凛凛，刃部锋利如新。剑身两侧有很宽的血槽，剑柄两侧附有镂空耳。剑身以及剑柄都雕刻着细腻的云纹、云雷纹和窃曲纹等，线条流畅且层次分明。这把短剑工艺复杂，纹饰精美，使用材料好，代表了当时闽越先民极高的青铜铸造工艺，应为闽越贵族所拥有。由此剑可看出越人善铸剑，从西周时期就已初见端倪。

镇馆之宝西周云纹青铜大铙是商周时期东南地区青铜文明的杰出代表。它出土于福建建瓯市阳泽村黄科山，重100.35公斤，通高76.8厘米，腔体呈合瓦形，两面各有圆枚18个，甬（即柄）部中空与腔体相通。通体以商周时期流行的云雷纹为主，甬上部两面各饰兽目一对，与云雷纹组成兽面纹。鼓部中央高起处亦饰兽面纹，双目突出，鼻梁高耸，具有威慑力。器物通体锈色翠绿，纹饰精美，造型浑厚古朴。

铙在中原地区被用作乐器，形制像铃铛，但是没有铃铛中间的铎舌。演奏时，铙口朝上，用木槌敲击铙口中间或两侧，能发出两种不同的乐音，可谓“一铙双音”。《周礼·鼓人》中记载“以金铙止鼓”，指的就是以金（即铜）制成的铙敲响后，作战的鼓声必须立即停止，可见铙还是停止战鼓的信号，也是撤退的集结号。成语“鸣金收兵”中的“金”指的就是铙。而南方的青铜大铙则另成系统，用作祭祀之器，广泛分布于百越之地。

西周云纹青铜大铙既是中原礼乐文明向南方传播的见证，也是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的产物，其“和而不同”的交融智慧，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内在动力。

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指导

摘自　《中国建设报》　　记者　王建业